一部毀天滅地的災難片，和一連串關於環境污染的驚心動魄的數據或論據，兩者之間，有甚麼相同之處呢？它們通常都會給人們的情緒製造一剎那的熱血沸騰，以及事後的一番高談闊論，不過，往往也就僅此而已。

人們邊喝汽水邊吃爆米花邊觀看充滿警世涵義的災難片，走出戲院後跟朋友熱烈討論種種關於世界末日、人類滅絕的預言，但轉過頭，他們很快就在卡拉OK高唱流行曲，或者在全情玩著一款同樣叫作“世界末日”的電腦遊戲。

人們曾經那麼關切，卻又那麼快就不當一回事了；就如同那些汗牛充棟的環境報告書，無論裡頭述說的環境污染狀況和後果多麼令人驚心，人們的憂慮很快就被派對的狂歡所取代，而派對裡製造的垃圾，則繼續推高那些報告書裡的數字。

環境污染問題，其實並不純粹是環境的問題。“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已經超越環境與天氣層次，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這是美國新聞工作者史蒂芬法瑞斯在其書《大遷移》（Forecast）所強調的論點。法瑞斯以全球一些地區的社會現象為重點來論證，環境污染問題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舉個例子，非洲蘇丹的種族衝突和屠殺事件，常被定義為族群、宗教的社會學個案。實際上，這些衝突的本質往往是遊牧民族與農民之間的土地爭奪。在過去，遊牧人可以隨意穿越農地放牧駱駝，農人也歡迎遊牧人使用水井，兩者一直和睦相處；但氣候變遷導致耕地嚴重沙漠化，土地日趨貧瘠又導致不斷升溫的族群緊張。這就是所謂種族問題背後的環境因素。

但問題並非是人們對這些環境知識和資訊的無知，而是太多的知識與資訊恰恰麻木了人們，讓人們對這些知識與資訊無動於衷；因此科學家們聲嘶力竭提出各種環境災害和物種滅絕的警語，最終落得跟一部又一部人們邊喝汽水邊吃爆米花邊觀看的好萊塢災難片無異。

只是，環境災害終究不是好萊塢災難片，人們如果不改變自己，就不能奢望圓滿結局。對抗環境污染是一場真正需要所有人參與的鬥爭，更是一場要求人們持續高度自律的長期運動；自律，是為了自救，也才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