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院所呈現的獨立史料，由於在有關馬華和國大黨歷史方面只提及創黨人和創黨經過，而沒有清楚說明這些人物或政黨在爭取國家獨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馬青總團長魏家祥批評為片面的歷史資料。

輕描淡寫馬華和國大黨在國家獨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當然是不盡不實的；如此呈現歷史的人若不是出於本身的偏見，亦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和資料。

當馬華創黨人暨首任總會

長敦陳禎祿於1960年辭世時，當時的聯盟政府為他舉行國葬，全體內閣一齊送殯，而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下議院發表哀悼辭時更嚴正指出：“如果沒有敦陳當時給我那種巨大的支持，我必須承認，我所領導的爭取獨立的使命，將無法完成，或者須付出流血和不安的代價。”

單憑這句話，馬華和國大黨的獨立功績到底有多重要，已可見一斑。此外，翻閱各種獨立史，即可發現如下幾個重要事件的記載：

1954年，東姑阿都拉曼率領馬華的陳東海等，組成代表團到英國爭取立法議會選舉及自治；1955年12月31日，東姑率領馬華的李孝式等，赴英國進行獨立談判；以及在1957年5月9日東姑率領馬華翁毓麟、國大黨辛班登及蘇丹代表赴英作獨立憲法最後一次談判，而成功爭取馬來亞於1957年8月31日宣告獨立。

這段史實的背景正是著名歷史學者邱家金所強調的，英國政府為馬來亞的獨立所開出的一個條件，就是大馬三大種族政黨，即巫統、馬華及國大黨必須同意團結一致，而倘若失去任何一方的配合與合作，馬來亞是難以從英國政府手中爭取到獨立。

獨立史或建國史是一個國民集體的共同回憶，只有在這個共同回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在這個國家的國民之間建構一種共同命運的集體意識與默契。說得白一點就是，只有當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份孕育、催生和打造“馬來西亞”這個孩子，那麼每個人才會對這個孩子的命運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不證自明、不言而喻的責任和擔待，才會心甘情願的為這個孩子的幸福而打拼、而赴難、而捐軀。

對於獨立歷史，不同的意識陣營縱然有著各自表述的詮釋，例如針對誰先誰後、誰是主導誰是輔助、誰在正面爭取誰在背後推動等問題，我們固然要繼續深究追溯，甚至辨析爭論，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嚴守這種種分歧中的基本共識，即國家的獨立是三大種族共同爭取回來的。

這個基本共識，正是馬來西亞人共同的回憶。

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回憶，我們也才會必然擁有共同的命運。偏頗的史料呈現和敘述方式之所以撕裂國民團結，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撕裂的是我們共同的回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失去了共同回憶後，我們何來共同命運這個屬於精神面的上層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