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武吉干當補選華裔選票不增反減，副首相慕尤丁認為那是“華裔選民似乎不對國陣政府所做的一切懷有感恩之心”。此言一出，無疑將挑動許多華裔的敏感神經線。

所謂的感恩論，在我們的主觀認知中，別說華社普遍上早就不接受這一套，恐怕連巫印裔也已吃不消。但問題是，慕尤丁並非迂腐之輩，他既出此言，則大有可能此類論調在受眾群（人民）中，仍有一定市場。因此我們更有必要去探

討的是，為何當權者會有這般思維，而民間亦不乏認同此論者呢？

說穿了只有4個字：黨國不分。當掌權者和民眾之中存在著國家即政府、政府即政黨的認知時，那麼其結果就是，對國家的效忠往往錯置為對政府的效忠，對國家的感恩往往被誤解為對政黨的感恩。

在道德上，人民理應效忠並報答國家，但不必效忠政府，理由很簡單：政府的組成乃由人民所授權，其運作成本亦由人民所承擔，而肩負管理國家及服務人民的職責。因此政府一方面既必須接受人民所監督，一方面亦必須向人民負責；由此可見，所謂人民應效忠政府的情況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反之，政府應效忠國家及人民才對。

誠然，馬來西亞既不是唯一出現所謂“人民應感恩政府”論調的國家，也不是最嚴重的那個（事實上，慕尤丁在同篇專訪中亦承認政府的政策有所不足，是導致武吉干當華裔選民傾向民聯的因素）。舉凡由單個政黨或政黨聯盟長期並持續執政，而體制又相對集權的國家，如共產黨治下之中國、2000年改朝換代之前的國民黨台灣等，“國家即政府、政府即政黨”的觀念，在官方或民間的思維中可說是很普遍的。

正如易中天在《帝國的終結》一書所言，“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是集權政體的操作模式往往是“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和“黨在國上”，而這最終將導向“黨國一體”和“黨國不分”。

此外，慕尤丁在另一篇專訪中論及，許多教育課題已成為政治課題，而這是不應該發生的。教育這個屬於政府和民間的事務之所以會被政治化，同樣離不開“黨國一體”的政體模式。教育與政治既然應被隔離，政府與政黨亦必須有所區隔，可見慕尤丁是多少認識到“黨國不分”的弊病。

但是，大馬的教育課題不僅僅存在“政治化”的弊端，亦存在“種族化”的偏差，這又源於國陣政府內巫統一黨獨大、種族霸權政治的核心構造，及由此延伸而來的以馬來人至上主義為基礎的單元教育政策。教育課題政治化是操作層面的問題，源自“黨國不分”；教育課題種族化是結構層面的問題，源自“種族政治”。兩者都不是容易徹底解決和扭轉的“善類”。

慕尤丁承諾“以全面、理智及不情緒化的心態”來處理教育問題，我們則更期盼他能秉持一貫的沉穩和務實作風，以更開明、多元和前瞻的視野，去管理這個屬於全民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