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權會搞了一場所謂新春團拜，卻鬧出“白包“風波；玻州伊斯蘭黨新春晚會出現“青頭獅”，竟被渲染為有政治意涵。在這個時候，馬來西亞基金會所舉辦的跨文化對話會，會擦出怎樣的火花？獨立逾半個世紀了，我們的種族關係是更加融洽了？還是倒退了？

柔州蘇丹夫人拉惹查麗蘇菲雅在這個對話會上說，在她成長的70年代，各族不但相處融洽，也能比較輕鬆的看待和接納彼此的不同。她對大馬如今需要通過舉辦文化對話會來促進各族之間的溝通，感到悲哀。

她的這番話，確實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就以華人過年的情況來說吧，我也很懷念那個60年代：每逢新年，爸媽及兄姐的友族同事和朋友，總會結伴來拜年，並開開心心地享用我們所準備的新年食品，甚至和我們同桌用餐。當然，我們會如拉惹查麗蘇菲雅所說的那樣，瞭解穆斯林是不吃豬肉、興都教徒是不吃牛肉的，所以只會招待他們適合的飲食，以示尊重。

但這些年來，來拜年的友族漸漸少了，到今天竟然“絕跡”了。年輕一代和友族的交往程度，竟然還比不上祖父祖母！

我注意到，不只我家如此，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完全沒有友族朋友來拜年的。少數偶有馬來朋友來拜年的，場面也顯得很拘束，馬來朋友通常只是禮貌的喝喝汽水，吃吃花生，面對滿桌的華人新年食品，卻是連碰都不敢碰。

60年代咖啡店裡華巫攤販和華巫食客融洽共處的場景，如今也難得一見了。

這些現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深一層想，為甚麼時代進步了，教育普遍提高了，但民間各族之間的友好關係，卻好像不進反退了？

毫無疑問，政治因素，是促成這種現象背後的其中一個“推手”。是一些政客的極端種族性言行，作了最錯誤的“示範”；是一些具種族性色彩的政策，製造了種種人為的隔閡與矛盾，令各族之間猜忌加深，以致彼此互不信任，漸行漸遠。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底下，各族之間要靠美其名為“尋找共識、建立互信”的對話來維系和諧的關係，而不是通過民間“輕鬆”的實質交往方式，“自然而然”地讓彼此接納對方，確實已成為一個效果存疑的悲哀現象。何況，平等的對話如果在現實上還不可能，那對話就不可能真誠相對，也不可能達到真正交流的目的，充其量只是互相客客氣氣，維持一種表面的相安無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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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雲淡風輕‧作者：林明華‧《星洲日報》執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