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大目標後，一個國家才會認真審視自己的能力和現狀，每一步怎麼走心裡就清楚，就踏實”，“如果沒有大目標，人不會想把事情做好。……我們就吃喝玩樂好了，就腐敗好了，有甚麼必要把這個事情做好呢”。

即便你對《中國不高興》這本書裡的某些論點無法完全認同，但作者們關於“大目標”的見地，卻實在說到了一些問題的根本。

一個人如果沒有目標沒有方向，不知道要往哪

衝，也不知道要幹啥好，他就特別容易也特別有空閒去注意身邊那些瑣瑣碎碎的瑕疵，牢騷和埋怨也就特別多。

一個國家和國民沒有大目標，就不會有高瞻遠矚的眼光，而總是透著小目光，全神貫注於眼前的、短暫的門外風光；也不會有恢弘壯闊的胸懷，有的是酸溜溜的小家子氣，斤斤計較於自個的、膚淺的囊中家當。

因此，當我們注意到一個社會，她的領導老愛將一些芝麻綠豆的事情看得煞有其事，刻意辦得轟轟烈烈，卻放著實事、正事、長遠事不幹，做秀多過做事，務虛而不務實；她的官員庸庸碌碌、得過且過，以少做少錯為最高準則，以矇混日子為人生目標；她的群眾天天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無病呻吟，連傷風咳嗽都要批判譴責一番——先別談甚麼制度、體制問題那些勞什子，這個社會的真正癥結可能就是少了大目標。

近年來一些國家出現政治意識上的“祭祖”現象：中國一些憤怒年輕人特別懷念毛澤東時代、俄羅斯一些愛國青年特別懷想鐵幕蘇聯，甚至乎大馬也有不少不滿現狀的人忍不住想念起馬哈迪來。仔細窺探這些心理，他們懷念的恐怕不是那個時代的荒誕，而是那些曾經擁有的大目標、大氣魄、大抱負和大方向。

因為胸懷報仇復國的大目標，越王勾踐能臥薪而不呻吟、嘗膽而不唾沫；因為沉溺畫筆詞賦的小情調，宋徽宗終於鑄成靖康之變，國破被俘，受辱而亡。

有了大目標不代表萬事亨通，但沒有大目標，就會有小牢騷，而且是特別多小牢騷。一天三個小牢騷，三天一個大埋怨，日以繼夜下去，就是決堤的民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