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生部調查研究，大馬16歲以上人口，11.2%受到精神病困擾，換成數字則是有憂鬱症狀者多達300萬人，大馬已成了“憂鬱之國”。

“M型社會來了！中產階級消失，我國將有80%的人，落入下層社會。”一些新聞報導讓人看得怵目驚心。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針對中產階級消失的現象，送給大家一句話：“歡迎來到新世界！”意指過往的好日子已喚不回，人們必須認真看待這個

不爭的事實，改變既有的認知與妥善應對，而擔心自己是否已落入“下流社會”的焦慮，在許多人心中開始醞釀、發酵。

物價指數持續攀升、薪資成長停滯不前、政局混亂對立不安、自殺率日漸飆高等，讓人們有“日子愈來愈難過”的切身感受。調查指出，大馬的痛苦指數（失業率加上物價指數），已創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在痛苦感逐漸高升的同時，快樂呢？快樂是否與我們漸行漸遠？

我們幾乎經常聽到許多人因為這樣那樣的牛角尖理由而跳樓跳海或服毒和割腕，但我們可也不要疏忽了整個社會在集體精神的挫折與抓狂，時而亢奮的自鳴得意，但旋踵卻又翻過來在挫折裡怨東恨西的那種憂鬱症狀。憂鬱症是一種疾病，它不管你是否有信仰；每個人得憂鬱症的機會“一律平等”，不論是聖人還是罪人，都有可能得憂鬱症，甚至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在舊約《列王紀上》中，生動地描述了先知厄里亞的憂鬱症：疲倦、睡不安穩、食慾不振、有輕生念頭。

曾經讀過一篇專文，談到高級主管的壓力和憂鬱，特別是最頂端瑭`裁們。麥可布朗曾是《財星》500大企業中最年輕的總裁，35歲當上休士頓伊斯林鋼鐵的總裁，然後不斷併購，將這家公司的業績從每年2億美元，在5年內衝到40億美元。35歲第一次當上總裁時，他逐漸感覺到內心充滿空虛，仿佛生活在漫無邊際的空洞世界裡。不過，這感覺數日之後就消失了，因為他又找到新的目標。在接下來的十多年，在邁向成功之路的半途，他越來越感覺無限的壓力在內心狂吼，一切又回來了。1980年，他47歲那年就在辦公室裡崩潰了，這是他第一次徹底失去工作能力，當時他甚至未聽過“憂鬱症”這個名詞。

麥可布朗顯然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1999年，他在“世界總裁組織”華盛頓分會分享他的經驗：工作壓力、憂鬱症和總裁的故事。第一次分享，難免辭不達意，然而，沒多久，他的電話開始響不停。許多高級主管或他們的太太，急切地想要捉住他苦苦求助。

上述這些事態基本上符合社會變遷的理論，那就是迅速城市化的情況下，很多鄉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來，或是原本的鄉村逐漸都市化，因而使人們的生活型態產生重大改變。例如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劇烈化、人的物質欲望超過他的生產能力、經濟和社會的壓力、家庭成員的疏離感、宗教信仰或文化認同的失落等等，這些現象都會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浮現出來。

發展中國家如大馬，因為社會變遷的過程縮短，所遭受的衝擊也更大，各種精神疾病也伴隨而來；而在變遷過程中被邊緣化的社群，如部份新村的華人、園坵的印裔、墾殖區的馬來人，由於難以和主流社會融合，因此更是潛在受威脅的一群。然而，這些潛伏和隱藏的問題，並沒有獲得政府的關注重視。1952年精神健康法令從殖民地時代沿用至今，未曾修改。超過半世紀以來滄海桑田，今天的社會面貌和57年前，其差距已經難以想像，政府卻依57年前的法律與政策而行事，其脫節程度令人咋舌。

在強調人性化和愛心社會的今天，不能忽略憂鬱症嚴重化的現象。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對精神病患必須持有照顧和協助的態度，而不是排擠和遺棄。由《星洲日報》活力副刊策劃的“親情友情，有益病情”專題，對憂鬱症進行了系列深度報導，告訴人們：在這個“憂鬱之國”，人可以活得更好。